从提高整体人口质量及减轻公共卫生负担的角度来看，加强遗传性疾病的三级预防，实现对疾病的早诊、早治、早预防才是当前医疗技术现状下应对遗传病的最佳途径。近年来，包括备受关注的高通量二代测序在内的一系列遗传检测手段的迅速发展及临床应用更是为罕见遗传病孕前筛查、产前筛查诊断及出生后筛查诊断这三个阶段的预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而随着相关临床实践的开展与深入，如何规范的应用这些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三级预防工作逐渐成为了业界关注的重点，也亟待各方达成统一认识。

在2019年10月19日下午举办的“2019年中国罕见病大会-罕见病诊断技术及创新”分论坛上，来自国内外医疗、研究机构、检测机构、信息通信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出生缺陷防控与筛查、新生儿罕见遗传病流行病学研究及防治、罕见病分子诊断治疗、代表性罕见病诊断路径与多学科协作、罕见病基因诊断标准与规范化管理、以及基于5G和AI的罕见病智慧诊疗等话题，进行了主题报告分享。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主任朱军教授首先就《中国出生缺陷防控新进展》作了分享,朱教授从事我国出生缺陷与妇幼健康公共卫生与基础研究20多年,曾主编了原卫生部2012年《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朱教授提出，目前我国出生缺陷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虽然我国出生缺陷率在国际上不是最高，但是总数较大，仅次于印度，而活产数却低于印度（印度每年活产数2000-2600万）。我国2017年起出生人口活产数开始下降，2017年为1723万，2018年下降至1523万，2019年全年预计1450万。出生缺陷仍是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导致胎儿死亡、婴儿死亡、以及先天残疾的主要原因，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出生缺陷也包括罕见病，朱军教授认为我国在罕见病的出生缺陷防控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在政策、制度、人才技术和社会参与度上具有优势：一、政策方面，从1994年母婴保障法到如今的健康中国2030年行动，国家把出生缺陷作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重点布局，通过法律法规实现政策保障；妇幼健康作为卫健委健康中国2030年15个行动计划之一，大部内容与我国出生缺陷密切相关，包括了产前筛查，新生儿筛查，听力筛查，还有妊前优生等检查；二、制度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利于出生缺陷全国性监测网络建设，干预和防控方面工作的开展；三、具备多学科积累以及技术、人才优势；从卫健委到行业目前已制定了非常多的技术规范、四、全社会参与，出生缺陷防控作为儿童健康保障首要任务得到国务院下属各部门重视和参与、群众对优生优育意识和要求的提升。目前各省防控管理中心已加入到出生缺陷的防控中、基层防控网络的建立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建立2.5万助产结构，2.4万新筛采血机构，1.16万听力筛查机构， 1200-1500家产前筛查机构，产前诊断机构378家，遗传疾病有245家，听力障碍机构有214家，并且数据还在快速变化中。朱教授最后指出，国家已针对罕见病开展出生缺陷相关监测，但由于罕见病病种多，单一病重发生率低等因素，基于目前系统的监测仍存在局限，临床指导作用有限，需要消除人为、孤立、个体的监测来扩展监测外延，不断完善数据，使出生缺陷监测为罕见病政策决策和评价提供良好的科学依据。

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副所长顾学范教授接下来重点就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罕见遗传代谢病流行病学研究及防治进行了分享。

顾教授指出遗传病多数为没有形态学改变、或形态学改变很轻微这类功能缺陷。国际上认为在新生儿期症状尚未出现前开始早期诊断、进行治疗和干预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整个新生儿疾病筛查防治体系自上世纪60年代最早从苯丙酮尿症开始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串联质谱技术的发展，但目前串联质谱技术能覆盖和筛查的病种仍非常有限，并不能把各类遗传代谢病种都包括进来，顾教授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利用NIPT、基因芯片等技术，更多疾病可以早期被检测和发现，配合防控措施降低疾病的发生。我国目前主要采用串联质谱进行新生儿筛查。顾教授分享了2002年医院在开展了这项工作以来初步获得的一些新生儿筛查患病率、疾病谱等方面的数据，同时指出，我国新生儿筛查技术规范颁布10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防治知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病人对疾病、对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应开展对更多疾病的筛查。目前国家遗传代谢病只筛查先天性甲低和苯丙酮尿症两个病种，结合对全国66家机构提供的782万筛查病例的调查结果，顾教授呼吁将串联质谱可覆盖的更多遗传代谢病种纳入国家新生儿筛查范围。
 

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遗传学主任姜永辉教授进行了《罕见病的现代分子诊断和治疗》的主题报告。姜教授同时是耶鲁儿童医院和耶鲁医院的临床科学家、执业医师，加入耶鲁大学前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儿科学、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教授，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资助的杜克大学待诊疾病诊断网络项目的主要研究员。

姜教授首先提出，对罕见病来说明确诊断是第一位的，此后他通过两个病例分析阐明了两个观点：一、基因测序并不能解决罕见病诊断的所有的问题，还需要其他检测和对临床资料的认真分析，更需要医生的智慧；其次，没有任何一种基因检测可以百分之百得到定的临床诊断，很多时候不一定需要基因检测，根据临床表现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诊断。姜教授通过他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多学科团队会诊时的经历指出了罕见病分子诊断方面的瓶颈和挑战，如为什么即使进行了全外检测，却不能够得到结果；为什么70%的情况下基因测会有一些阴性结果，应该怎么样跟病人解释等。进而分析了多种诊断上需要考虑的情况，包括: 临床表现考虑是基因上的疾病，还是由环境的因素造成，需对表型进行更好的分析；检测技术原因，如全外监测覆盖度、二代测序技术对微插入/缺失敏感度，是否需要其他技术补充；致病突变是否位于非编码区；疾病不属于孟德尔遗传疾病可能是双基因、多基因病；体细胞突变、表观遗传学改变甚至是遗传和表观遗传混合的可能性等。姜教授最后提出，罕见病虽然罕见，但在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往往可以带来新的发现，并为常见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他认为虽然很多疾病具有遗传背景，但很多罕见病诊断后还是有治疗方法的，如通过基因治疗、替代治疗、饮食改变等手段可以得到改善，参与临床实验和进行产前诊断也会给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带来帮助。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病学教授徐凯峰以“弥漫性囊性肺部病变”为例分析了面对临床表现非常普通，诊断上却可能涉及与常见病、少见病、遗传病等多种疾病有关，漏诊情况很普遍的疾病，应怎么样去优化这类病人的诊断路径。

徐教授指出需要特别加强对这类疾病的关注，需要提高医生诊断的积极性，了解诊断流程、诊断方法并识别临床表现，对这类疾病来说，在诊断清楚的基础上病人是可以获得明确的治疗方法的。徐教授同时强调多学科讨论在诊断中的重要性，指出尤其对于少见病、罕见病，往往一个科在诊断、在处理上会有很多困难。

明码生物科技副总裁、临床遗传学全球总负责人方萍博士基于数十年临床遗传学分子诊断和基因检测领域经验，分享了她在罕见病诊断规范化方面的实践与思考。

作为国际上最早从事NGS临床诊断的专家之一，方萍博士分享了国外在建立NGS临床应用行业规范及政策规则方面的历程和经验，并说明了已国际上医学检验领域普遍施行的，检验准确性，临床有效性和临床的应用性这三大基本原则。方萍博士认为，无论在中外，临床检验成熟机制的建立都需要几大体系的共同合作，包括政府及政府托管单位制定监管政策、学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指南，从业人员的教育及机构资质认证。只有三种机制共同合作，医学检验、治疗才有保证。而面对我国临床检测，特别二代测序为基础的罕见病诊断尚在刚刚介入的发展阶段，短时间不可能把所有体系都健全的现实情况，方萍博士也在本次分论坛上向联盟及与会专家提出了通过建立基于第三方审核机构的过渡性机制来弥补目前体系尚未健全情况下我国罕见病诊疗上问题的建议和构想。方萍博士认为，第三方的审核机构代表的是医生和患者，可以帮助医生和患者评估检测的数据是否合规、分析是否到位、检验机构的检验过程否合乎标准。方萍博士建议由罕见病联盟推荐或认证有能力的机构、专家，专家组来承担相关工作，由联盟协同联盟医院共同建立这一过渡机制。“我们看到了今天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够等所有东西都出来了，才给病人做诊断，我们必须现在就要给病人做诊断，要解决现在的问题”。方萍博士认为建立过渡性机制的前提是数据透明，医院间形成统一标准的数据传输解决罕见病人异地就医的问题。横向上需要促进临床数据传播，推动联盟内全国统一的测序数据质量及相关标准的完善；纵向上呼吁汇集各领域内好的分析工具，建立高质量的遗传咨询与专业团队，开展基础教育、人员培训、资质建立等工作。

医疗信息化已经进入5G加AI的智慧医疗时代，国家也在积极推进5G医疗专网建设优化医疗资源，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首席科学家，副总工程师贺仁龙博士在主题报告环节就《5G+AI助力罕见病智慧诊疗》进行了分享。

贺博士认为罕见病从发现，到分析诊断到治疗的整个过程从现代医学来看都是来源于数据，但罕见病相关数据及可参考案例少，他认为5G为基础信息设施的医疗专网、互联网医疗可以为罕见病的研究及诊疗提供助力。在实现相关诊疗环节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贺博士认为5G的医疗专网可以将分散在各个地区医疗机构间的医疗资源特别是罕见病医疗信息和资源聚集起来，实现信息的在线和共享，以及服务的在线化分工和协同，在保障数据使用合规和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罕见病数据的留存和分享，通过这样抱团的方式推动医学上对罕见病的研究及诊疗服务的发展。贺博士认为罕见病诊疗需要突破地域限制，开展跨区域之间的互动，尤其需要远程协同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以基因诊断云服务平台为例，各种罕见病患者汇聚后能够形成一个超级的互联网医院，跨地域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后进而实现协同诊疗，同时在整个出生缺陷和罕见病精准防控的过程中，能够对中国人群的遗传和基因相关疾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发现。发言的最后，贺博士认为医疗信息化的下一步是通过AI慢慢将医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对已经成型的、已经非常规范化诊疗的常规病可以通过人工智能、5G设备进行检测和发现，之后通过人工智能模型辅助诊断。通过释放医生，把更多医学的知识，更多医生的智慧融入到5G之中，实现智慧医疗的目标。

在分论坛最后的圆桌对话环节，WHO遗传病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黄尚志教授、首都儿科研究所遗传学科首席专家宋昉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出生缺陷遗传学研究室副主任郝婵娟博士、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主任孔祥东教授、江门市医学遗传中心主任唐佳博士、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医疗健康大数据与网络创新中心华东（上海）中心张宇鸣主任就如何提升诊断服务覆盖和质量水平的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